“文革”前，我是《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组的一员，1966年夏秋，报社既要出版，又要搞运动，人力紧张，就把驻外地各军区的记者调回北京集中使用。我们组四个人先后到了报社，就在北京市军内外执行采访任务。
　　
　　那是1966年10月间，一天傍晚，记者处副处长宋琼问我：“你有便衣没有？”我说：“有一件蓝色中山装上衣。”“那好！你快到摄影组去，请他们给你拍一张一寸半身便衣照，马上把照片给我！”我跑到摄影组，穿上便衣，请他们照相。摄影组同志问：“你照这相片做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们记者尽执行神秘任务！”我笑了笑没有回答。事实确实如此，当时的“中央文革”常常指派解放军报记者做一些调查。
　　
　　我把照片交给宋琼，就回自己的临时宿舍休息。大约到次日凌晨三点钟，宋琼派人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叫我换上便衣到他办公室。我进他的房间一看，宋琼对面坐着一位个头高大、戴黑眼镜的30多岁的人。和我同时进来的，记者处内勤组的女同志金秀芳，她也穿着便衣。一见我二人来到，宋琼便向我俩介绍说：“这是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我吃了一惊。对于此人，“文革”前我毫无所闻。“文革”开始后，他一跃而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再在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出头露面，名字不断出现在大小报纸上，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突然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那时我对他是十分仰慕，但难得一见。如今他竟坐在我的面前，我马上肃然起敬，还有些手足无措。
　　
　　戚本禹一点也不讲客套，他不同我寒暄，只看了我一眼，就对宋琼说：“年龄大了，大了！”我莫名其妙，仍旧笑着站着。宋琼解释说：“在我们的记者当中，他算比较年轻的，而且比较有经验。”他看到戚本禹频频点头，就转身对我和金秀芳说：“你们俩随戚本禹同志去天津一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由戚本禹同志向你们交待，你们听戚本禹同志指挥！”说着分别递给我和金秀芳各一本证件。我接过一看，是北京大学学生证，上面贴着我的便装照片。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戚本禹说我“年龄大了”，那年我已36岁，装扮一个大学生，显然是年龄过大。
　　
　　我和金秀芳随戚本禹坐上他的小汽车离开报社，向东开去。车到西长安街，东方的天色已经发白。戚本禹告诉司机：“到北京饭店停一下，咱们吃点早餐。”戚本禹的司机似乎很熟悉，他带领我们进了饭店旧楼下一个小餐厅，大概是汽车司机吃饭的地方。戚本禹点了饭菜，四个人默默地吃起来。我心中纳闷，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呢？吃完饭，戚本禹打发司机去结账，他开口向我们交待任务了：“老人家有个小女儿，是江青同志惟一的亲骨肉，你们知道不？”
　　
　　 “知道，是不是叫李讷的那位？”我回答道。
　　
　　 “你见过她？”
　　
　　 “没见过！”
　　
　　这时金秀芳笑嘻嘻地插话了：“我见过她的照片，前几个月，宋副处长给我一张她的小照片，叫我给她办一张解放军报记者证。我给她办了，可没有见过她。”
　　
　　戚本禹说：“对了，就是她！现在她离家出走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本来她想到外地去串连，江青同志不放心，不允许她出去，不料她不辞而别，好多天无音讯。
　　
　　老人家很着急，她是老人家最喜欢最疼爱的孩子！”
　　
　　我恍然大悟似的插嘴说：“我们到天津去找她？”
　　
　　戚本禹说：“就是！她从天津来了一封信，说她在天津。这次我们到天津找到她，先劝她回来。如果她不想回来，你们二位就跟着她，她到哪里你们就跟她到哪里，陪伴她，照料她，要保护她的安全。”
　　
　　原来如此！我和金秀芳毫不犹豫，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好！坚决完成任务。”当时我们二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更没有想到这件事责任无比重大，都很高兴也很荣幸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车子向天津开去，戚本禹和金秀芳坐在后排，我坐前排司机旁边。路上，戚向我们介绍李讷的情况，说她是北大历史系毕业，如今在中央文革工作；说她生活非常俭朴，不讲究穿，不讲究吃，像普通干部的子女等等。
　　
　　车到天津市中心，大约上午8点钟。戚本禹叫司机把车开离大街，找到一条僻静的街道，在一个中学的门口停下。他叫我们在外面等着，自己进了学校。这条街和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我早已忘记了，只记得行人甚少，比较冷清。大约过了20分钟，戚本禹从学校里走出来，满脸的不高兴和失望，对我们说：“她写信没说实话，她根本不在这里。”他转身对司机说：“到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很热闹，校园内人来人往。我们找到学校的接待站，自称是北京大学的，来这里找人，请他们把接待登记簿拿出来。那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向我们要证件看，他打量我们一番然后说：“你们北大的老师也出来串连啦？”他显然不认为我们是学生，而是把我们当成讲师和助教了。冒充学生，我们3人的年龄和形象，明显是不合适的。
　　
　　接待登记簿一大堆，我们3个人动手翻阅，主要查看近十来天的。戚本禹告诉我二人：“她叫李小江，就要找李小江。”我们一本一本地翻，一行一行地查，一个姓名一个姓名地看，查了一个多钟头，看得头晕眼花，就是没有查到“李小江”。戚本禹大概也累了，提出到外地女学生住的地方去看看。我们走进女宿舍，有的就是课堂改成的，看到不少外地来串连的女学生，但看不到我们要找的人。
　　
　　中午，我们在一间小饭馆吃饭。我忍不住地说：“既然她会改名字，又不写明住地，天津这么大，学校这么多，我们这样毫无线索地找，像大海里捞针一样……”不等我话说完，戚本禹就哈哈一笑插断说：“你是不是说，应当取消我们这次任务？”我连忙解释：“我不是说不再找，但这样找很难有结果……”戚大概也觉得我的话有道理，就不再说什么。
　　
　　下午，我们继续跑了一两所高等院校，校名我记不清了，反正进了学校先找接待站，翻阅接待登记簿。也不知查阅了多少本，都没有发现“李小江”。
　　
　　天色已经很晚了，街上的路灯亮起来，行人越来越少。戚本禹说：“咱们找个部队给北京挂个电话吧！”我们找到66军军部值班室。我已记不得他怎么要的电话，不久就接通了他要找的人，头一句话他就说：“她骗了我们，她写的通讯处是假的……”他把在天津活动一天的情况给对方讲了，我当然不知道对方讲了些什么。戚放下电话对我们说：“走，咱们回北京！”我忍不住问戚：“你跟谁通的电话？”
　　
　　他说：“跟她妈妈！”
　　
　　她妈妈？她妈妈不就是“敬爱的江青同志”吗？戚本禹跟江青讲话怎么这样随便和放肆呢？我有点不相信便傻乎乎地问：“是她妈妈本人吗？”
　　
　　 “是她本人！”
　　
　　回到北京，已经过了半夜12点。戚本禹把我二人送到平安里3号解放军报社大门口，说声“再见”就走了。此后，除了在几次大会上远远看到他坐在主席台上，我再没有接触过他。1968年初，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我更是无缘同他“再见”。
　　
　　回到报社，按照记者处领导的规定，我没有向别人讲过我的天津之行，报社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我去过天津。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金秀芳同志从天津回来后，宋琼副处长又派她同两位刚从部队调整来的年轻力壮的记者一道，再一次外出找李讷。她们3人从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杭州，还是没有找到，只好无功而返。这是以后金秀芳告诉我的。
　　
　　现在有些报刊文章说，李讷是1965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的；还有的说，李讷在“文革”外出串连，一度同家中断了联系，江青下令派人寻找，最后由《解放军报》记者在上海找了回来。事实真相是她自己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她父母身边。她真正到《解放军报》社工作，是1966年11月、12月之间。

此新闻共有2页  第 1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