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毛泽东当年的大儿媳、毛岸英烈士的夫人刘思齐女士回到了母亲的故乡湖北。年过七十的她在“娘家人”面前回忆起有关毛岸英的点点滴滴，依然深情无限———

□楚天都市报记者查昭

像“三毛”一样流浪5年

岸英8岁时，就同母亲一起被关进长沙监狱，并亲眼目睹了母亲英勇就义。那段经历他很少讲，可我能感觉那对他而言是刻骨铭心的。

母亲牺牲后，他被党组织营救出狱送到上海。后由于局势的变化，岸英和岸青开始了在上海滩5年的流浪生活。后来他和我一起看《三毛流浪记》，曾深有感触地说：“我和岸青除了没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外，三毛其他的经历我们都经历了。”

1936年左右，上海特工科全体出动上街寻找，终于奇迹般地找到了已流浪5年的兄弟俩。于是组织上又将岸英和岸青送到苏联。

毛泽东机场接岸英

从1936年到1946年，岸英在苏联一共呆了10年。他在寄回国内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从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幸福的地方。”可当苏联提出可加入苏联国籍时，岸英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始终要回中国去，没有考虑这一邀请。

苏联爆发卫国战争后，岸英强烈要求参军上战场。经过军校的培养锻炼，他当上了坦克兵连的党代表（相当于连指导员），一直打到了波兰、捷克。大战结束后，斯大林接见了他，送给他一把小手枪，他将其带回了国，最后带到了朝鲜。

1946年春，岸英搭机回到了祖国延安。毛主席那天正在生病，可还是坚持带病到机场接儿子。岸英6、7岁离开父亲后两人一直没有见面，如今再见，当年的小孩已长成大人，而父亲也从青年步入中年。据当时在场人士说，父子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场面十分感人。

毛主席认为岸英对中国国情尚不了解，就要他到农民家里同吃同睡同劳动，期间他参加了两次土改，从而认识了中国农村。

我与毛家的姻缘

我父亲刘谦初在山东被杀害，母亲带我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到了延安。有一次我演出话剧《弃儿》，想到自己的经历，我真的痛哭起来，表演十分真切。主席看后十分喜欢，叫人把我从后台带到他的面前。当得知我的父亲是已牺牲的刘谦初后，当即认我做干女儿。多少年后我想不是我的演技有多好，而是这个话剧勾起了他对杨开慧、岸英、岸青的思念之情。

1946年夏，我在延安第一次见到了岸英，当时他24岁，我16岁，虽然相差8岁，可是能玩到一块儿，双方的印象都不错。

和岸英结婚时，主席送了我们一件旧军大衣，说：“白天岸英穿，晚上当被子，两人都可以用。”

岸英最后的一幕

结婚后，岸英继续忙他的工作，我则在念书。1950年国庆前夜，我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第二天他赶到医院，为没在手术时陪在我身边而道歉。过了十几天，他再来看我时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出差”。因为我当时年纪小，根本没往“上前线”这方面想。现在想来，他对我说的话，竟全是他留给我的遗言：首先是要我珍惜机会，好好学习；其次说他不在家，每个星期六要我去看爸爸；再要我和母亲照顾好岸青；最后说如果他不来信，是因为交通不便，要我不要急。当时他还问我：“你知道朝鲜半岛吗？”我当时回答说：“在打仗。”可就是没有把这和“出差”联系起来想。

我们聊到夜里快11点，我送他出医院，看着他骑着自行车，在黑夜里慢慢离去，没想到这竟是永别。那一幕已成为我脑海里的定格画面，时至今日依然清清楚楚。

“爸爸”瞒了我三年

我出院后，11月上旬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之后就再也没有来信。因为有言在先，我也不着急。到了1952年，我突然看到一张毛岸英穿着朝鲜人民军军装的照片，一下子呆住了，才明白原来岸英到前方去了。从那时起，我心里就直打鼓。

我慢慢发现主席总是对我说：“干革命就要有牺牲。”心想岸英可能出事了，但还抱有一线希望。到最后已经不问不行了，我冲进主席的办公室问他：“爸爸，岸英好长时间没有来信，是怎么回事？”主席说：“他已经牺牲了。”我的大脑当时一片空白，三年的谜团终于解开了。再多眼泪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主席痛苦地拍着我的手臂，怆然地说：“好女儿，从今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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