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在今天的文化界正方兴未艾，无论是专门的历史研究领域还是其他相关学科，采用口述的方式重现历史真实面貌成为一种潮流，《北京青年报》曾连载的安顿实录、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央视的《大家》都打出旗帜鲜明的口述概念，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口述方式的流行度。正如某学者所说：“这种史学撰写有着更为浓厚的原生态特色，摆脱了以往史学研究的呆板僵化，因而更加的生动鲜活。”　

　　近一段时间以来，李泽厚、朱学勤、李零、周汝昌、秦晖、高增德、智效民、谢泳、丁东、陈子善等数十位当代学人的口述自传系列，梁启超、晏阳初、汤用彤、冯友兰、刘半农、杨振声、沈从文、钟敬文等十数位文化名家的后人对先人的回忆的“名人之后”口述实录系列，以及燕京学人口述史系列等众多庞大的知识分子研究工程竟均出自一位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的青年学者——陈远之手。不到30的年纪他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但年龄有时也成为被他人拒绝的理由，近日记者对话陈远，回首几年来他的口述史之路，披露风光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段掐了别播

　　马晴川：美国著名口述史家唐诺·里齐说：如今世界上已找不到有那个地方的人不在进行口述历史的。目前国内包括电视、出版、平面媒体等，口述史都是热点。如原来央视十套的口述史节目《大家》栏目，目前已经登陆央视一套。口述史方面的图书出版更是不胜枚举。而做口述史确实面临很多难题，比如如何保证叙述者准确地表达，尤其是当代学人口述系列，难免要涉及到纠纷、是非。在做口述的过程中是否有过叙述者不愿公开发表，“这段掐了别播”的现象？

　　陈远：这种情况当然会有，口述史其实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做口述首先要求采访者与叙述者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并且要尊重叙述者。初次见面的人，在短短几个小时里这种信任关系很难建立，相比之下之前就已经比较熟悉的人，就可以敞开了谈，但成文后仍要审定，许多叙述者认为“不合时宜”的细节会被要求删除。但这些内容已经存档，虽然没有发表，但是也没有“消失”。

　　马晴川：是否有发表后，叙述者不满意的情况？

　　陈远：有，比如采访冯友兰之女宗璞老师。最初联络宗璞老师时，宗璞老师表示不愿意谈。但是我不断地与她保持联络，寄信、寄报纸、和她谈我对冯先生的了解程度，最后终于得到了她的配合。关于冯先生的口述刊出后，宗璞老师很满意，但她对该文的一个小链接不满。这个小链接提到了冯友兰先生在“文革”中一些遭遇。对于宗璞老师的指责，我很理解，同时我解释说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冯先生的人格与学术成就的评价，后来的人们去看那个时代的事情，会包含一种同情与谅解。这让宗璞老师意识到，或许我有些地方做的存在疏漏，但是我是完全没有恶意的，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还能保持很好的往来。

　　只想得到事情真相

　　马晴川：你目前供职于《新京报》，而且你的几个口述史系列大部分也在该报发表。做为一名记者，以目前已经完成的几个系列看，你是不是更偏向一些重大题材或名人，与史学界的口述史方法及对象有一些区别。

　　陈远：实际上现代口述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发端，就是一个美国记者亚伦·芮文斯( Allen Nevins)，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他推动的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历史访问，上自老板，下至普通员工，访谈记录达26000多页，成为研究该公司最为丰富、生动的资料。

　　其实无论在媒体上发表还是现在一般史学机构的研究，口述史都需要一些好的角度，比方说国内进行口述史工作比较早的刘小萌先生搞的知青口述史，就是因为知青的经历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你说我目前所在的口述对象更偏重名人我不否认，不过你看看，我所选择的都是某一个群体，我想通过一个个不同的个案，描绘出一个时代某一个群落的群像，比如说你所提到的当代学人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