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虽不乏有心治元代佛教史之学者，但宥于史料难觅，往往浅尝即止。在任宜敏先生《中国佛教史—元代》一书面世之前，一直是学界乏人开垦的荒芜之地。

　 　这部著作中，任宜敏先生首先对种种原典进行了认真甄别、细致辨析和相互对勘。在此基础上，用法脉传承之线，把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在元代的重要支脉传承一一贯穿了起来。对涉及其中的重要人物，则要言不烦地作了介绍，偶而也穿插一些画龙点睛式的评议。从中可以窥见作者涉猎史料之广，用功之勤。

　　以藏传佛教在元代的发展为例。蒙元皇室始终极度崇尚藏传佛教，故藏传佛教是元代佛教中的重中之重。但藏地素无完备之历史，史料奇缺，虽吉光片羽，也弥足珍贵。而且，各种藏文文献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多互相矛盾，有的明显错误。故不经一番艰难考辨，实无法贸然采信。更遑论藏汉文献之间的种种歧异。任宜敏先生本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顽强的求索精神，深入雪域高原，实地寻访印证，在检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各类藏汉文献资料，在认真甄别、辨析和相互对勘的基础上，对藏传佛教各派的历史源流、法脉传承、行持特点，乃至整个藏传佛教的内在特征，作了系统深入的阐释。内容丰富，见地精湛，且始终高屋建瓴地关照到宗教、社会、政治、文化各个侧面的圆融，而没有让读者迷失于繁琐的考证之中。

　　对于长期以来含混不清或莫衷一是的见解，作者往往大胆质疑、小心求证，但又丝毫不露锋芒，而是采取正面阐述自己观点的朴实做法，把翔实的考订凝聚成极为简练的叙述。

　　这里仅举一例。治元史者一向把元初两次对日用兵定性为“侵略战争”，但对引发战争的前因后果，则几无人深究。任宜敏先生即使对这样一个与元代佛教研究看似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公案，也不愿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是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证，然后在论述中国佛教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时，通过对此公案的慎严叙述，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元初，世祖忽必烈曾先后七次派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秘书监赵良弼及高丽人潘阜、金有成等，持国书出使日本，“通问结好，以相亲睦。”号称“知礼之国”的日本，除于至元八年（1271年）底遣弥四郎来大都窥探元廷强弱虚实外，均未予理睬或“拒而不纳”。蒙元朝廷忍无可忍，遂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发兵征日。次年二月，誓“以四海为家”的忽必烈第八次派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三人往使示好，以冀亲仁善邻。日本方面又不予理睬并扣留国使不还；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更将国使杜世忠等人一并斩杀。元廷震怒之余，于翌年二月发兵十万进攻日本。后来，元世祖得知日本武士均服膺东渡宋僧之法训、深信禅宗，故改变策略，派王积翁及普陀山沙门思溪、如智等人出使日本，以图修复两国关系。中途，同行中有不愿赴日者共谋杀害王积翁；此行遂无功而返。大德三年（1299年）三月，成宗铁穆耳禀世祖忽必烈遗愿，遣江浙释教总统、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禅师赴日通好……

　　叙述虽简，但却明白无误地再现了蒙元皇室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动向日本示好的真诚意愿，干净利落地揭示了“侵略战争”的内因外缘。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可贵的求真求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