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间举行的“二00五’城市可持续发展南宁国际会议”上，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热门话题。

　　在充分肯定中国城市化成果的同时，专家们也坦陈：非自然集聚、未经充分竞争的中国城市化，凸显出众多人为因素，遭遇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西方后工业时代“城市病”有很大差异。

　　中国总共有六百六十一个大、中、小城市，其中有一百多个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国家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于是地方政府“跑部钱进”变成了“跑部要城市人口规模指标”；一些城市追求城市变大、变新、变洋，盲目对文脉之本、风貌特色的老城区进行成片改造；大广场、宽马路、豪华办公楼、欧化建筑席卷全国。地方政府把城市“做大作强”的冲动与中央实施的控制冲突凸显。

　　与此同时，翻开中国各城市以往的规划文件与实际发展状况相对照，不难发现，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用地指标现象十分普遍和突出。“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在不少城市不足为奇，于是出现了规划赶不上变化的尴尬。有专家惊呼：规划错误就会导致建设错误，而建设的错误将是难以弥补的！

　　中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把中国城市化过程遭遇的种种失衡、无序现象归结为几个方面：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杂乱无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等等。

　　城市化发展不当，势必导致三方面的损失：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商务成本上升进而导致竞争力的丧失。

　　有专家算了一笔帐：一九九六年至二00三年中国耕地减少一亿亩，其中建设占地二千二百四十万亩。到二0三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十六亿，根据中国的粮食需求和目前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强度计算，到二0三0年建设占用耕地的极限是一点五亿亩，而城市化需要占地四亿亩！当前的城市化方式将在中国无法持续。

　　有专家担心，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建设，要把现代的账单甩给后代去付。

　　如何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不能回避的严峻挑战。中国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表示，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吴良镛亦表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单纯走西方道路，城市分散、汽车化、郊区化、摩天大楼等城市化模式不仅自身矛盾重重，中国也学不起。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对中国“十一?五”期间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做出了选择，明确提出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

　　有专家指出，中国必须学会让市场的力量来调节城市规模，长期以来形成的在城市化方面严重排斥和否定市场机制作用的倾向，如规划城市规模、左右人口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向等，必须改变。同时，必须建立起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周群 林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