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江的重要支流耒水经过永兴县的一段称便江。便江岸边的侍郎坦，因韩愈经此并留手迹而得名。韩愈（768———824），唐朝文学家。他先后任刑部侍郎和吏部侍郎，因此，永兴人将他经过并留下手迹的这个地方称为侍郎坦。 侍郎坦发现有十三方石刻。韩愈手书“昌黎经此”的石刻二方，一方阳刻，一方阴刻。南北朝梁武帝时的石刻一方。唐代石刻除韩愈的以外还有七方。清代石刻三方。这是在我省首次发现南北朝时期的石刻；首次发现唐代石刻群；首次发现韩愈的手迹。 关于南北朝石刻 该石刻在石刻群的中右方，是梁朝梁武帝中大通七年的石刻，因年代久远，字迹大都剥落，可认得出来的字有三十二个。 就在这方石刻的右上方，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石刻佛像残迹。尽管这个佛像在清道光七年刻石时被磨去了，但残迹完全可以辨认；而且可以看得出，这石刻佛像与中大通七年的石刻文字是一个整体。无独有偶，就在清道光七年石刻的右边，发现了一方石刻佛像，佛像右下方有一排小字：“刘乹祚造佛”。这一发现正好对应了被清道光七年磨去的石刻佛像及中大通七年刻石文字中出现的刘乹祚（祚字现已不存，可能清道光七年时还有）。也就是说，清道光七年刻石者磨去中大通七年的佛像后，觉得不妥，又重新在右边补刻佛像，但仍然用“刘乹祚造佛”。 至此，我们就可以基本明确南北朝石刻的情况：第一，这是南北朝梁武帝中大通七年的石刻；第二，刘乹祚在石壁上刻了佛像；第三，石刻佛像左下方的文字是有关刘乹祚造佛的说明。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崇佛、信佛的皇帝之一，该石刻的出现正好是当时社会崇佛、信佛的一个佐证。 关于唐代石刻群 唐代的石刻除了韩愈的手迹石刻外，还有七方。最早的一方石刻是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的，记述李吉甫等人游览侍郎坦的情况。李吉甫，是唐朝的重要大臣，曾任郴州刺史，两度任宰相。 第二方石刻是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的，记述郴州刺史梁褒先一行春游侍郎坦的情况。 第三方石刻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的，记述杨景復一行游侍郎坦的情况。石刻中记载的杨景復、杨师復均是唐朝宰相杨於陵的儿子。杨景復曾任监察御史，位终同州刺史；杨师復位终大理卿。 第四方石刻是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的，记录安政恒在此被阻水五日的情况。 第五方石刻是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记述韩泰一行游览侍郎坦的情况。韩泰曾任户部郎中、睦州刺史、漳州刺史、郴州刺史等职。 第六方石刻是光化四年（公元901年）的，记述太常博士宋拀大游览侍郎坦的情况。宋拀大的情况，现无法考证。 第七方石刻是唐朝宰相杨於陵的题刻。杨於陵十七岁中进士，在朝为官三十余年，是唐代的高官、重臣。他虽被贬为桂阳郡守，但后来官至宰相。 关于“昌黎经此”石刻 “昌黎经此”石刻有二方，一方阳刻，一方阴刻。阳刻直竖，阴刻横排，笔迹相同，皆为草书，字径皆大尺五见方，苍劲有力。这到底是不是韩愈的手迹？是谁镌刻在此？为弄清这一问题，先浏览一下清道光七年、八年的两方石刻： 清道光七年的石刻为：“侍郎窾为永邑古蹟之一临江石屋粉书昌黎经此四字体势森严风骨遒劲历千百年而未损此其事属创见岁丁亥予宰是邑公余之暇间至其地见其仔树密茂古洞幽深昔贤遗迹宛然在目惜未刻之壁上能榻摹此宝也爰命工镌于左大清道光七年嘉平月知永兴县聊城正堂属跋。” 清道光八年的石刻为：“侍郎窾石屋有署曰昌黎经此无款及年月满砾崚嶒非唐法言宋人所为白垩书而未刻历久弥新亦一奇也知永兴录事王○晋○怃刻而传之壁使遇者式为且便○○意良善大清道光八年夏四月古歙程○○跋”。 上述这两方石刻，实际上都是关于“昌黎经此”石刻来历的说明。同时，笔者仔细察看了侍郎坦的每一处石刻，观察侍郎坦周围的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查看了有关史料，认为基本可以确认，“昌黎经此”四字为韩愈手迹。理由如下： 第一，韩愈多次往返侍郎坦；特别是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他在郴州待命，停留达三个月之久，完全有游览、题字的机会。韩愈少年时随哥嫂赴韶州、中年时贬官到连州阳山当县令、晚年又被贬到潮州，每次往返都是走水路经过侍郎坦下的便江。韩愈酷爱山水，必然到此一游，并题字纪念。 第二，道光七年的刻石者是粉书“昌黎经此”四字的见证者，他要下那么大的决心拓摹镌刻这几个字，而且阳刻一块、阴刻一块，并刻石以记之，一定有其充足的理由。 第三，笔者仔细察看了整个侍郎坦，发现唐朝以后的五代十国、宋、元、明及清代早期，几乎没有新的石刻。也就是说，唐以后的千百年来，几乎没有人再到这里活动。这一点，也是韩愈题石能够保存下来的重要条件。 第四，侍郎坦称为石屋，上覆下空，形成高十余米，宽二十余米，进深约八米，左窄右宽的一条石廊，且周围树木繁茂，很难受到风雨的侵蚀。这是题石得以保存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第五，书写的材料为白垩，即白土。这种材料，似土非土，似石非石。用它书写的字迹，如果没有外力破坏，是可以长久保存的。 第六，笔者查看了有关史志，侍郎坦的名称由来已久。侍郎坦有两方有关唐代两位著名宰相的石刻，但它不叫“宰相坦”或别的名称，而叫“侍郎坦”，实际上就是因韩愈手书“昌黎经此”四字而得名的。 （谢武经，湖南省文物局调研员、副研究员；谢丽霞，湖南师范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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