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年五月，广东掀起了新的反蒋高潮，组织“非党会议”，成立“国民政府”，和宁国府对抗。为了采访这个头等的政治新闻，我奉派于五月下旬南下赴沪，经香港前往广州。   

　　在此以前，我不仅从未到过港粤，就是上海，也只在五年前投考清华时到过一次(那年清华分北京、上海两地招考新生，上海考场在南洋大学)，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对我来说，此行的困难是不少的。   

　　离津南下，适与吴鼎昌同车，他结我写信介绍港穗两地的盐业银行分行经理。到上海后，又由李子宽兄转请《申报》一位姓邝的编辑，函介香港的同业。   

　　在上海勾留了三天，就买舟南下。想不到在沪港途中，发生了一个插曲，颇带有传奇性。   

　　坐的是“皇后”轮三等舱，当天午饭后，在甲板上闲坐看报，忽然，从邻座飘来了一阵乡音，我连忙回头打量，只见一对颇为时髦的青年男女，正在娓娓清谈，有些内容，似乎很不该让别人听到的。但那时，沪港途中，“外江”的旅客极少，大概他们以为讲一口纯粹的宜兴土话，是最“保险”的了。岂知“一滴油刚落在钱眼里”，偏偏和我这个同乡狭路相逢。   

　　我忙上前自我介绍，他们始而惊讶，继而也高兴地说出了姓名。原来这位女土的母家，和我的老家只有一巷之隔，我在小学读书时，对她也是颇为闻名的。   

　　这两位同乡很热心，听说我是初次南游，就教了我不少应用的广东话，如一二三四，这个，那个，这里，哪里等等，同时，在闲谈中也透露了他们的经历。   

　　我们家乡的青年，似乎很早就颇有反对封建婚姻的勇气，卓越的画家徐悲鸿先生，就和蒋女士双双逃离家庭，在外面结了婚。蒋家是世家大族，蒋女土又早由父母订了婚约，于是他家中就宣扬蒋女土暴亡，还表演了大出丧。这是我儿时熟知亲见的。而这对青年夫妇；也是在三年以前，双双逃往南洋，在山打根执教。此次回国，也没有敢回乡，只在无锡函约婆母来相会，把周岁的婴儿托给老人抚养，就匆匆回程。   

　　我们到了香港，看到国产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正在高升戏院首次上映。我忙去订了一个包厢，请他们贤伉俪观赏。主角胡蝶，正当她的黄金时代，号召力不少。但她的歌喉并不高明，加上所谓“有声”，其实还是留声机配音的，因此，往往有“言行不符”之处；而我请的这位女客，却一面看，一面擦眼泪，终于不断抽泣起另回旅馆后，她的丈夫再三向我解释，说红牡丹的遭遇，引起了她的身世之感，遂不免悲从中来云。   

　　过了两天，他们就乘“荷印”的邮船，继续登程。   

　　我到香港后，寄住先施公司附设的东亚大酒店，当天去拜访了盐业银行的倪理。他请我在金龙酒家吃饭，然后，陪我驱车游了浅水湾、山顶缆车，并略略参观市容。  

　　当时香港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悠静，即使是最热闹的闹市德辅道，也没有一点“闹的感觉。汽车不多，行人也一点没有上海南京路那样拥挤。德辅道差不多一色是四层楼房子，店铺里出出进进的顾客也不多。从德辅道往上去过了一小段斜坡，就是一条高高低低比较狭的马路，两旁似乎没有什么高楼大厦。甚至较像样的大一些的商店也没有。记得一天清晨，我在这条狭马路上巡礼，曾在一家一间门面的甜食店里吃了两块水晶糕，一盅绿豆沙。这铺子对面有一个卖王老吉凉茶的摊头。我对香港，没有一点变迁、沿革的知识，不知道当时巡礼过的这条宁静悠然的马路，是否就是后来的繁华中心皇后大道中?一九三九年我再度来港时，大道中已经大楼比栉，而且行驶了公共汽车了。前几个月，上海电视台放映一部纪录片，介绍港九过海隧道的工程，看到香港一面，尽是参天的大厦。随着时光的流逝，她的变化有多大啊!   

　　第二个印象是，那时港九市区的面积不大。九龙只有尖沙咀的一角有些商店，香港则过了汇丰银行，似乎就只有断断续续的居住点和市落了。那时的浅水湾和山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回忆起来，浅水湾是一片沙滩，错落着不多的帐篷和一两个临时性建筑，似乎还没有后来所看到的浅水湾酒店。至于山顶缆车，后来的变化不大，只是那时要隔半小时才开一次车，还往往乘客寥寥。我是第一次尝试，是十足的“大乡里”，倒坐着升降，心里着实有些揣揣不安。 　　

　　那次游港，还有一个“遭遇”，迄今深深地留在记忆里。我带着《申报》邝编辑的介绍信，去德辅道一家报馆，访问姓关的总编辑。宾主左通姓名，刚落座准备讲话，忽然僻啪声轰然大起，窗外硝烟弥漫，纸花四舞。我随着主人凭栏一看，原来对面正有一家商号在开张大吉，从四层楼顶，垂下两串鞭炮，一直垂到底层，火花正在缓缓地上升。我和这位主人，足足有半小时相对无言。

　　那位总编先生，热心地为我写信介绍他在广州的一位朋友，说是一家通信社的社长，是广州交游最广、消息最为灵通的新闻记者。几天以后，我在广州的一条偏僻的马路上，果然找到了这个通信社，是设在三楼的一间统楼里面。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多岁乾瘦的人，烟容满面。有两个年青人正在写稿，抄写蜡纸。不久，又来了一位年青记者，向这位社长报告了一些消息，然后到一边去写稿。这位社长先生在他的办公桌前接待我，一面谈话，一面还手不停挥地开写信封，并指着他已写好的一叠稿子说：“这些，都要赶在四时以前发出去，否则，明天就登不出来了。”我看他开写的信封，不下七八个，几乎把香港的几家报纸都包罗进去了。我不愿多耽搁他宝贵的时间，寒喧了一阵，就欣然告辞。在回寄居地的途中，一直为一个疑团苦思，难以索解。我在香港这几天曾细心浏览当地各报，看到它们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特别是对于广州的新局面，有的喝采，有的怀疑，有的冷眼旁观，有的则把它骂得狗血喷头。这位名记者，怎么能同时为这些形形色色的报纸写稿的呢?

　　第二天下午，我连忙买齐了刚到的港报，一一详细拜读它们的广州特约通信，发现基本的“新闻”都是那么一点点，而用各色“滤色镜”，洒满各种不同的油彩，如此而已。这位名记者真是名不虚传，我心中不禁“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