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里说的苏州，是泛指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一一即“下有苏杭”地区而言。同样，广州也不仅是指番禹一城，而是说秦汉以来广州郡这个大范围，香港当然也包括在内。而且，由于它是一个自由港，五洲四海的山珍海味，无所不备，菜看之精美，自不待言。   

　　可是，我在香港却往往食不下咽，还常常因为我这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原因是童年我曾生过一场大病，医生说要忌油荤，我们家乡又是鱼米之乡，顿顿非鱼即虾，半年病愈之后，大概是条件反射作用，从此，见到鱼虾海鲜就作呕。以后还扩大了禁忌的范围，连牛羊肉乃至不常见的其他珍味，也不下箸了。 一九三一年我第一次到香港，还因此做了一次“大乡里”。下榻东亚酒店后，茶房间我要吃点什么，我看菜单尽是鱼腥海味，就要了一份扬州炒饭，以为这是江苏味的蛋炒饭之类。端上一看，里面却有不少虾仁、海鲜。不吃，又怕茶房白眼，只得锁上房门，把它倒在脸盆里，想冲走完事。结果把洗脸盆堵塞了，急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再一粒粒挑出来，送进了马桶。忙了半夜，饿了一宵。

　　一九三九年再到香港后，我就借故要熬夜，中午起不了床，不参加宿舍的伙食团。起身后，往往到间道一家素菜馆去就餐，有时则到对门的士多购一瓶豆乳(牛乳也在我禁忌范围之内)两块面包充饥。

　　后来，张竹平开设大华饭店，出售江浙面点，大大给我以方便，我成了它的常客。有些新交的朋友，不知道我有这个恶习，不只一次请我到香港仔酒家赴宴。满桌海鲜，我一个也不能举箸，使主人十分尴尬，只能添叫几味鸡、蛋之类归我独享。

　　当时，报馆在午夜十二时供应一次消夜，大概总是肉丝汤面之类。对于值深夜班的，还每天发给第二次消夜费两毫。那时利源东街小食店里的一盘炒面，代价不过一毫多，一杯“上”咖啡只要五个仙，两毫是可以吃一顿了。我和马廷栋、李侠文几位，往往自己多掏几毫，叫一益虫草蛇鸡，烤几片面包。有时还轮流作东，买一挂龙牙蕉之类共享。回忆这些事，犹如昨日。

　　我和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先生不时医谈。我们第一次共餐，却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他叫的菜，我都暗暗摇头，我点的菜，他也频频皱眉，原来，他是不吃猪肉和鸡鸭的。他的夫人周女士是我师大的同学，在一旁打趣地说：“在这个切身问题上，你们是永远不能合作的了。”许先生比我大十几岁，是五四初期的名作家，他和冰心女土齐名，在郑振铎接编后的《小说月报》上，他以“落华生”为笔名发表的作品，我曾篇篇拜读过。在香港这段时候，他似乎很有兴趣用西洋心理学研究中国的扶乩，和我漫谈过多次，并说他曾试让一个女仆随便在他书架上拿一本书，却恰恰是他急于翻阅的。惭愧的是我对此道一窍不通，始终莫名其妙。总之，以后我们再在一起吃饭，就只吃西餐，以便各得其所。

　　后来，和夏衍聚餐，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不吃两足的动物，也不吃烧熟的瓜果，而这些，却是我狭窄的食品范围的主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