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雅加达后便到新加坡，然后又去香港。在我心目中，我以前总是把香港看成像直布罗陀一样，是一个建有城镇和海军基地的岩石高地。飞抵那儿时，我大吃一惊，看到那儿的海滨地区、高楼大厦、停泊在港口的船舶、旅馆、商店和屋宇均可以与新加坡相媲美。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香港，我与一些年轻人的谈话使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其中既有英国人，也有中国人。起初有人告诉我，年轻的中国人根本不愿意与一位搞政治的人交谈，但我们安排了一次聚会，事实证明他们迫不及待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们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两点多钟。这些年轻人都在二十五岁左右，曾在英国或美国受过教育，都在经办相当重要的企业。

　　“瞧，”他们之中有一个说道，“我们的父母都是些明白人。我们在大学读书时都写信回家，说如果我们能有机会掌管自己的产业，就回香港，如果不能的话，就移居到可以立业的地方。有些人的父母拒不答应，他们就出走了。”   

　　我问他们是怎么在经营方面获得成功的。又有一个人说道“那是因为我们比别人都要提前半个小时到厂，晚半个小时离厂。”

　　我又问，他们要不要我带信回英国呢?

　　“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可不要阻拦我们说我们在香港可以干得多好多好。”在第二天晚上我们安排的聚会上，我碰到一位英国小伙子，他采取了一种略为不同的态度。

　　“可不能这么干，可不能这么干了。”他说。

　　“这是怎么啦?”我问，真担心有什么可怕的丑闻披露出来。

　　“可不能再像这样赚钱了，”他说，“那样下去，对他们来说没有好处。决不能允许他们继续这样干了。”

　　正是由于他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和特长，我才会在以后几次重访香港时看到如此明显的进展，正是由于他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卓有成效，行政当局才得以实施住宅建筑计划、筑路计划、土地开垦计划以及改建港口和文化娱乐设施的计划。香港是一个拥有四百五十万人口的殖民地，本身没有任何自然资源，五分之四的食品和所有的自来水都依靠中国大陆供应，它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果难道不是令人瞩目的吗?这样的一个社会能想到把两个小岛夷为平地以建造一座机场，再修筑一条沟通与大陆联系的海底隧道，从而使居民免受空运所造成的噪音和干扰之害，这难道不是异乎寻常的吗?之所以说令人瞩目和异乎寻常，是因为比它大得多的国家反而丧失了修筑这样工程的能力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