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２８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广东省和广州市的部分人大代表建议，在法律明确了警察义务的同时，有必要设立“袭警罪”，但也有代表认为不宜设立。（见８月３１日《成都商报》） 建议设立“袭警罪”的代表与反对的一方在阐述各自的观点时，都是用香港警察来做例子的。赞成者说：香港警察在执行公务时，要求对方“举起手来”，对方必须配合，如举起的手放至胸部以下，警察就可以开枪。而反对者则认为，现实当中存在着警察“滥权”现象，警察权没有得到应有的限制。而香港警察的权力所受控制非常严格的，其内部设有监督委员会等专门机构，警察执行公务受到严格监督——为什么开枪，开枪打在哪里；为什么讯问、侮辱或打骂嫌疑人等等，都受到严格的检查和控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立法时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法律制度确有必要。但更关键的是，要对准备借鉴的法律制度的本身及生存环境进行全面考察才行。比如，听说香港和新加坡两地是“亚洲少有的清廉政府典范”，而有的地方、有的行业却打着“接轨”的旗号，只“借鉴”了上述两地的“高薪养廉”、“廉政保证金”等作法。其实，这样做正是“只见贼吃喝不见贼挨打。”人家公务员的队伍是管理严密的，是高效精干的，而我们干部队伍素质却差距颇远，在一些地方甚至“跑官要官”之盛行。像“三盲院长”“舞女法官”“三假干部”之类的官员，也值得花“高薪”来养吗？可以想象，这些“借鉴”来的“举措”不仅不能防止腐败，反倒会滋生新的腐败。 在是否设立“袭警罪”方面，拿“香港警察”来说事，并不是不可以。但是绝不能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地只说人家的警察如何神气、如何动不动就能“开枪”。说了“香港警察”的权利，更要说清楚“香港警察”的义务和受到的监督才行。(王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