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州频道１１月29日专电（记者周芙蓉、朱国亮、姜雪城）农信社改革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经营运行等诸多问题成为争论的热点。

    有关专家认为，完善管理体制，建立起服务支持“三农”的长效机制，是目前农村信用社改革重点。农信社改革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农信社自身的改革，其改革的关键在于真正建立起农村金融的市场机制。我国要以农信社改革为契机，推进农村金融体制的整体改革。

    政府“花钱买机制”

    短短两年时间，农信社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来自财政部、央行和地方政府多个渠道的“输血”措施，仅央行票据置换额度就有１６００多亿元，足以见政府“花钱买机制”的决心。除此之外，财政减征营业税、免交所得税、扩大风险拨备等政策，为农信社改革提供了一定的财力支持。在这两年中，农信社的活力体现出来了，２００５年上半年，全国农信社实现轧差盈余９３．３６亿元，同比增盈８０．６９亿元。结束了连续１０年的亏损局面，扭亏为盈。

    目前，各地农信社支农力度最大。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去年新增农业贷款３７．１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新增农业贷款的９９％；宁夏农村信用社截至６月末，农业贷款１００亿元，比年初增加２６．８２亿元，存量和增量占比分别为７３．８％和９３．３％，占全区金融同业农业贷款增量的９９．３４％。

    支农资金的壮大得益于人民银行再贷款的强有力支持。贵州省８７家联社认购央行票据７．１９亿元。今年央行、银监会又出台倾斜政策，对没有认购足１０００万的信用社补足认购，全省６５家信用社又追加认购３．３４亿元央行票据。宁夏１２家县市联社共取得专项央行票据１１９８５万元。

    管理体制有些不顺

    贵阳市花溪农村合作银行是我国农信社改制后成立的第一家农村合作银行，行长吴勇说：“改制后，我们的 ‘婆婆’多了。县级法人资格被省联社取代，人、才、物、权，都需层层上报”。

    吴勇具体举例说：在用人方面，农村合作银行成立时，我们的董事长、一个副行长都是原省联社办公室副主任。而那个副行长从挂牌至今，就没来上过班，班子长期缺位。再如下指标。省联社今年给我们下的指标是，存贷款在去年基础上增长将近５０％，去年收入３７００万，今年要求达到６７００万；不良贷款要求下降２个百分点。而在收入下了大指标后，银行的可用资金却在去年基础上压缩了５０％。

    实际上，无论是进行了改制的基层信用社还是正准备进行改制的基层信用社，一提起目前的省联社管理模式，都显得无可奈何。

    甘肃省静宁县农村信用社主任杨多福说，虽然省里目前还未成立省联社，但这是必然趋势。改制后，基层信用社最怕的是行政干预。省联社承担的是理论风险，如果真的发生风险了，省联社也无法承担。而它的管理对基层来说，就是一种行政干预。杨多福说：“改制后的信用社，这种管理体制就像一个‘腿长，身子短，没有头’的畸形儿。”

    内控制度“苍白无力”

    作为农村信用社自身来讲，改革和发展，制度建设是关键。一些农信社缺乏严格有效的制度约束，少部分农信社员工的规则意识、效率意识和风险意识不强，是农信社发展艰难的根源所在。因此，专家认为，应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规章制度，让农信社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步都沿着法制的轨道稳步推进。然而，一些改制后的农信社在建立和完善内控制度方面，至今也还显得苍白无力。

    花溪农村合作银行独立董事、贵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黄思刚认为，内控制度不健全，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加大，如果继续延续过去的制度，风险肯定会凸现。然而，由于在农信社中缺乏改革的依靠力量，使得改革缺乏动力。

    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整体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提出，农信社改革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农信社自身的改革，其改革的关键在于真正建立起农村金融的市场机制。

    韩俊指出，近年来，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农业银行支农力度减弱，农业发展银行支农作用弱化，农村信用社独木难支，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困难；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比较大，农村存在较高的金融危险。这说明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远不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

    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中的突出问题，必须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为契机，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为目标，以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活力的真正为“三农” 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为目标，推行全面的农村金融改革。

    韩俊认为，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一是彻底解决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的所有权不清晰、法人治理不善、管理水平较低以及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二是解决利率管制、缺乏有效的监管框架问题；三是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