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贵阳市教育局将教育经费中的极小部分作为教育券,直接发给就读职业学校的贫困生,由学生自主选择学校报读,学校再将收取的教育券到教育局兑换现金。有关专家认为,从“职教券”发放数量而言,仅仅是小范围扶持弱校、补助贫困,但其运作方式,无疑使处于探索中的公共教育经费拨款体制改革露出了冰山一角———

一张状似小奖状式的硬纸片,正面有编号、公章,背面有持券人姓名和有关使用须知。开学时,将它交到报读的贵阳市市属中等职业学校,就可以抵500元学费。登记注册后,学校拿着这些收集到的有着学生签名的教育券,到市教育局兑现资金。

正是这一张张不起眼的小纸片,帮助很多濒临失学的贫困家庭子女重拾求学梦。

家住花溪区燕楼乡的唐明生,全家六口人仅靠两亩菜地勉强糊口。初中毕业后,正思谋外出打工的唐明生忽然听说政府资助500元上职校的事,家里人一合计,当即卖了家中的小猪,再东借西凑900多元,总算进了区教育研究中心开办的职校。

唐明生的父亲认为,政府出500元资助娃娃上学,占了一学期所交费用的三分之一,着实解决了家里的燃眉之急。

据花溪区教育研究中心负责职教工作的李晓梅老师介绍,今年,区职校新招的126名学生,有103人持券报到,教育券确实让高坡、久安、马铃等贫困乡镇的农家子弟看到希望!

早在几年前,贵阳市职业学校生源萎缩,招生日趋滑坡,一般维持在三四千人的水平,最低时跌落到2000人的低谷;而与之相反的是,受高校扩招的拉动,普高招生节节火爆,普高和职高出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窘状。

一面是大量初中毕业的农家子弟因家贫求学无门,一面是很多职校的场地、师资闲置,如何盘活教育资源,为农家子弟求学找到一条出路?贵阳市有关职教负责人酝酿已久的“职业教育券”破冰而出。

今年,我省承担着中职扩招20%的重任,而贵阳市中职扩招数为1万人,于是乎,在贵阳市教育局多次办公会上久议难决的“职教券”,作为完成职教招生计划的一部加油器,最终浮出水面。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全省职业教育专项经费从过去的300万元追加到1000万元,贵阳市职教经费从几十万元增至250万元,此外,市教育局还从全年教育经费中,专门划拨100万元作为职业教育券试点经费。

贵阳市规定,凡农村贫困家庭、城市下岗职工、享受社会最低保障家庭等的初中毕业生,均可一次性领取500元面值的“职教券”,报读市属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职高、技工学校)。今年试行的“职教券”共2000张,按城市低保家庭学生30%、农村贫困家庭学生70%的比例发放,各区(县、市)按学生比例将指标分配到各中学,由中学审核公示后,交到学生手中,再由报读的学校回收后,到市教育局兑现资金。

可以说,“职教券”从诞生之日起,就深深打上了地方特色的烙印。

教育券,作为一种舶来品,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券制”原理,教育券主要向公办学校导入,将公共教育经费划到受教育者手中以便自主择校,以引起公办学校的良性竞争意识,使得学校办得越好,得到的教育券越多,即是得到政府的公共财政资助就越多。

贵阳的“职教券”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导入“竞争”。贵阳市教育局职教处处长胡德休直言,“职教券”主要是为了扶持职业学校的发展。有关专家认为,教育券在教育资源短缺的背景下有助于弱势学校发展,从而增加教育资源供给。

实际上,从贵阳市职业教育券回收的信息表明,办学红火的市属职校及各区(县、市)职教中心学校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

目前,贵阳市卫生学校回收的教育券高达90张,成为市属职业学校中的翘楚。据该校负责人分析,学生抱着择良枝而栖之的心理,是对本校办学的一种肯定,但就今年招生1630人的总量而言,教育券在全校经费的盘子里考量是微小的部分。

与卫校感触不同的,花溪区教育研究中心职校的教职工受益匪浅。自1998年以来,原名花溪区二职校由于招不了生,已停办多年,大量校舍闲置,今年,由于教育券的杠杆作用,加上与省电子工业学校联办的诱人就业前景,先后吸引了126名初中毕业生前来就读,预计明年的招生会突破300人。

在花溪区职校,谭宗萍班主任对班里学生的家境如数家珍,开学报到时,很多同学的学费是一块几块的零币凑齐的,有的学生带来的学费钱,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有的学生连住宿费也交不起,即使如此,大多农村家庭宁愿勒紧裤腰带也要送孩子上学。

“乡里出去打工的人,学有一技之长,一个月能挣600、700元;而没文化的,只能挣

个200、300元,有技术到那都能挣钱!”家住高坡乡的陈恒燕对前途充满信心。

“现在,学校是贴煤水电费贴工人工资办食堂,300元的住宿费,有180元要返给学生购置铺笼帐盖等生活必需品,能为学生免的都免,大家也不图办学找钱,只当是扶贫工程来办吧。”负责学校工作的李晓梅老师如是说。

同样的,清镇市职教中心也实现了招生从零到100人的突破,修文县职教中心回收了300张“职教券”,而回收“职教券”最多的息烽县职教中心得到了400张。

有关专家认为,从“职教券”发放的数量而言,仅仅是一个小范围“扶持弱校、补助贫困”的“试水”,但从其运作的方式上,无疑是使处于探索中的公共教育经费拨款体制改革露出了冰山一角。

“学券制”对于政府而言,原来有多少教育经费,现在还是多少,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公共决策权”减少了,原来政府可以决定拨多少给这个学校,拨多少给那个学校,现在没有了,改为发券给学生及其家长。教育经费投向的选择权从政府转移给了学生及其家长手中。

“职业教育券是贵阳市实行教育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一种小规模尝试”,在全省首次“吃螃蟹”的贵阳市教育局职教处处长胡德休分外感慨,“说明政府教育福利投入渠道在改变,即教育福利可以通过直接作用于学生的方式来明确体现,而非像往常那样,以学校为中介,通过学校的投入迂回作用于学生。而且不用担心,原本就用于贫困助学的资金会被挪为它用。”

花溪区教育研究中心李晓梅老师更是有切身感受,“过去,扶贫助学经费送到一些学生家长手中,转眼就被拿去买化肥、农药甚至赌钱。”

目前,在国内率先实行教育券的长兴县,已将教育券扩展到基础教育的四大领域:扶持民办教育的义务教育券、职业教育券、贫困补助券及高中段的教育券,努力从过去的强调公平到促进学校竞争上,以更接近弗里德曼教育券理论的本义。

而在贵阳市,有关教育券的实验才刚刚起步,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有关人士呼吁,“职教券”的发放额度和次数还应该加大力度,而对此事可能引发的“马太”效应、加上受目前财政拨款机制、人事管理体制、分配制度等影响,改革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一系列问题。

不过,贵阳市中等职业教育已传出喜讯:今年,贵阳市初中毕业生5．33万人,其中市属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从去年6677人,到今年突破1．0254万人大关,普高与中职招生比接近2:1。市教育局分管职教工作的蔡心虹仍充满希冀,“职业教育的改革力度会加大,但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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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券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55年提出的教育经费改革设想。其基本思路是:将教育经费以支票凭证形式直接发放给家长,家长持具有货币价值的教育券为其子女自由选择政府认可的学校,不足部分由家长自付;学校持通过竞争所得的教育券向政府兑现办学经费;政府负责审查学校办学资格,确保其具有基本的办学水准。

教育券适用范围很广,并有许多变通方法可供选择。按发放主体分为政府、私人和社会团体三种,按政策导向可分为效率型、公平型和公平效率型三种凭证。效率型教育券即给每位学生发放等额的教育券,目前在英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家实践。公平型教育券,各地具体做法不同,瑞典、加拿大、日本等国家按学生家庭状况不同发放不等额的教育证券。教育券作为近20年来世界基础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一种措施,正在许多国家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