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国债的内债风险状况

　　在国债资金发行方面国债负担率虽还处于警戒线以内,但增长速度太快, 大量隐性国债随时可能显化,这些隐性国债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社会保障基金欠账等。因此,这一指标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就国债借债率而言,自1997年的3.24%开始,该指标就超出了3%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而中央政府的国债依存度更是大大超出25%-30%的警戒线水平,1995年就已达到52.49%,2000年更是达到了75.25%。这说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已过分依赖于国债收入,财政状况十分令人担忧。

　　在国债资金运用方面,我国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较低,国债资金被挪用的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大量重复建设工程和“豆腐渣工程”、“胡子工程”的直接结果是投入的国债资金无法用国债项目产生的利润偿还。更深层次上,国债资金使用效率低意味着与国债货币相对应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消失,减少了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存量,制肘经济的长期发展,引发国债负担不平衡分布。　

　　二、国债的内债风险防范对策

　　我国目前的国债风险主要表现为内债风险。因此,国债风险的防范应以内债风险的防范为主。

　　1. 加快财政分配体制改革的进度,改善财政收入状况。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较低,与我国财政分配体制不完善有关。一方面,税收结构不合理,征管漏洞多,税收流失严重;另一方面,政府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严重侵蚀了正常的财政收入,肢解了财政职能。因此,防范内债风险的首要任务就是疏通财政收入渠道,规范财政分配秩序,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减少税收流失,提高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使05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从而降低国债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从制度上规避内债风险。

　　2.适时修改法律，允许地方发行公债。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分散中央政府的国债风险。按国际惯例,地方政府发债是国家公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的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预算管理体制下,举债权是地方政府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实行分税制的国家长期实践得21经济纵横　出的一条重要结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融资,中央政府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代行地方政府发债,以满足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结果,中央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国债风险,加剧了中央财政的脆弱性。而且,在中央政府作为发债主体的情况下,很难对地方政府形成强有力的还贷约束。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就可相应减少中央财政发行国债的数量,降低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减轻中央政府债务负担的压力,或者说,在不减少中央政府发债数量的情况下,可以拓展发债空间。

　　3.建立新的国债规模管理机制,加强国债风险管理。一是要改年初确定国债计划发行额为控制年终的国债累积额。年初的发行计划使国债发行量变得僵硬,容易产生发行量的刚性,也容易造成国债规模的过度扩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控制年终累积的国债余额。这样,政府可相机抉择,决定发行的数量和时机,只要年终的国债余额不超过界限即可。二是建立健全国债规模管理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减抑国债融资成本,控制国债规模。另外,还要加强对国债投向的管理,提高国债支出的使用效益。我国应按国际惯例处理,这样一方面可增加财政赤字的国际可比性;另一方面可更全面地反映我国财政赤字的真实状况,有助于各级政府及社会认识财政困难,提高控制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4. 优化国债结构,减轻政府还债压力。从国债的使用结构看,为保证国债资金的合理使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国家应严格选择国债投资项目。要进行可行性研究,避免重复建设,达到资金使用的最优结构,形成“以债养债”的良性循环。从国债的期限结构看,短期国债不利于有效发挥国债资金支持经济建设的作用,同时增加了政府的筹资成本和借新债还旧债的压力。可考虑借鉴国外的做法和经验,适当增加长期国债的比重,以满足国家长期投资的需要,延缓政府财政的还债负担。从国债的品种结构看,应该多样化,当前应增加长期专项建设债券的比重。通过专项建设国债的方式,可为国家筹集建设资金,相应从项目建成后的投资回报中解决或部分解决还本付息问题。这样既有利于加强对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支持,也有利于加强建设项目的经济核算,同时还可以减轻政府的还债压力。

　　5．注意配套的立法。国债立法的配套不仅是财政法与国债法的配套，还包括税法与其他相关的经济、社会立法的配套，特别是与相关财政立法的配套，推进相关体制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