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
　　任仲夷告诉记者："1980年，我南下广东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前见了一次邓小平，邓小平告诉我和梁灵光说'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向记者讲到这段往事，任仲夷记得每一个小小的细节，尤其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自己向中央做的那场检讨。
　　我来到广州后，发现物资极为匮乏。计划经济到底管得有多死？我举个例子：我记得当时一盒火柴，要提价两分钱，能否提？得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决定。
　　当时的现状是：党管一切，鸡毛蒜皮，什么都管。这当然不可能管好。
　　正在我和省委酝酿着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1982年邓小平来到广东。这一次，是我单独去见他。
　　当我汇报到想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邓小平说："统购统销恐怕还要有一点。"我从这句话中体会到了很大的余地。1982年春天，广东省决定放开鱼价，敞开供应。时隔一年后，广东的物价几乎全部放开。三年后，广东省调查全国十八个大中城市，广州人吃鱼最多，鱼价最便宜。我们的改革是成功的。
　　当时全省各地，尤其是深圳特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求富"心切啊！有些人就不顾党纪国法挺而走险，走私贩私，更多的人是不了解党的政策。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似地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
　　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内参上披露广东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整顿党风。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我去参加了会议。我记得会议开得极其严肃。会议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还有一中央机关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在两省会议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的工作切实做好。但有的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两省座谈会结束，我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我明白主要是说我），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因此，还要我再度进京。我提出请刘田夫同志（广东省原省长）一起去，耀邦同意了。
　　第二天，我和田夫同志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耀邦等领导接见了我们。一直谈话到深夜。
　　最后，耀邦对我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惟一一次向中央做检讨。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我，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我知道章蕴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我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