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先生昨日在《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规矩碰到名人还算不算数》一文，谴责大学不顾学术规范，聘用周星驰、金庸等名人当教授，破格录取刘翔当博士等事。关于刘翔一事，他特别提道：“一位身在美国的学者评论，关键不是运动员是否可以通过另类标准上大学，而是怎么用一个更有建设性的方式，把这些人整合在大学的体系中。话说得洋腔十足，意思却很简单，那就是现行标准对某些特殊人物不适用。当然，除了运动员外，大款们、官员们、明星们也想避开现行标准，‘整合’到大学里去。”

　　聘用周星驰、金庸等当大学教授，纯粹是只有中国才有的学术笑话，笔者从来都反对。在美国，总统想拿个名校的荣誉博士，常常也不能如愿。社会名流并非不能到大学教书，但最多是个临时教职。刚刚去世的桑塔格，被许多人公认为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化身”，而且曾经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又游学法国多年。但是，因为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只能在几个大学临时代课，日子颇为清寒，即使普通大学也没有给她终身教职。当然，我不是说她完全不可能在大学拿到终身教职，而只是想指出，没有博士学位，即使是桑塔格这样的人，在大学也很难混。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大学必须有自己的独立学术标准。美国学术界有句话，大意是说：如果你的书老是被《纽约时报》评论，不被学术刊物评论，学术界就难以把你当真。这并不是因为《纽约时报》没有水平，而是学术的标准和媒体的标准不一样。

　　即使是在大家都覆盖的人文社科领域，学术界只有坚持自己的标准，才能对社会作出和媒体不同的贡献。所以，大学教授，特别是名牌大学的教授，首先是学术领袖或合格的专家，而不是媒体明星。老实说，在美国这么多年，常常看到媒体、政界的人士比学术界人士聪明得多，学问也不少，但这些人还是被排除在大学之外。

　　但学生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事实上，培养学术人才只是大学很有限的使命之一。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使命是为社会各阶层培养人才，并不局限在学术方面。比如，笔者最近反复写文章提倡体育的教育化。首先，大学必须把体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让学生通过体育学习人生和社会的“游戏规则”。其次，体育关系国民健康，直接影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必须有一套全民体育计划，降低医疗费用，延长公民的工作年龄，以迎接未来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在这个方面，中国需要有一些既有体育才能又有相当的知识水平的体育明星来号召。刘翔能否充当此任，现在当然不好说，但毕竟他有此潜力。中国的教育制度，需要把各行各业的未来领袖人物整合到大学教育中去。

　　徐友渔先生所说的规矩，本质上和科举并无不同，那就是考试。这套方法，完全无法适应一个复杂的市场社会的需要。他说我“话说得洋腔十足”，我并不惊奇，因为我确实看到了美国的经验，人家的大学教育确实比我们先进。美国大学录取，特别是“常青藤”的录取，竞争非常激烈，但人家并非仅仅看成绩，还看学生的其他特长、生长环境、家庭、种族等等。这样录取方法才能多元化，才能服务于社会的多元化要求。毕竟，大学是为社会各个领域培养人才，不是为大学本身培养人才。这才是大学最根本的规矩。